寻找博物馆里的“兔文化”******
走进沈阳博物馆一楼大厅，就能看到“百兔图”。这100幅兔子形象的画，是由100位小朋友在“寻找国宝里的小兔子”文化专场活动中画的。沈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姜欢表示，博物馆通过举办系列活动，营造浓浓的新春氛围，同时普及生肖文化、传播生肖故事，让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百名小朋友，共绘“百兔图”
“寻找国宝里的小兔子”系列活动，是沈阳博物馆在兔年春节来临之际精心策划的，通过“送福、画兔、寻宝”等丰富多彩、年味十足的文化活动，让观众享受博物馆送去的“文物新春礼”。其中，“沈博邀您画兔”是专门为全市青少年学生打造的文化专场，1月11日至15日每天一场，通过多个活动环节，带孩子们了解家乡沈阳的历史文化，感受城市博物馆的文化魅力。该活动一经推出，便受到观众们的喜爱，报名异常火爆。
活动中，中小学生在社教老师的带领下，开启“兔年讲兔、共绘百兔、穿越寻兔”之旅。目前摆放在博物馆一楼的“百兔图”，就是孩子们在活动现场绘制的。“在社教老师发问、孩子们举手参与的过程中，《嫦娥奔月》、兔年生肖等故事都会深入孩子们心中。大家凭借着自己的想象，画出了属于这个春节的兔子。”姜欢说，将这些画放在馆内展示，也是为了激励孩子们积极走进博物馆。
穿越千年，寻找文物上的小兔子
“寻找国宝里的小兔子”系列活动中的“重头戏”，自然就是“穿越寻兔”了。活动中，孩子们一边听社教老师的讲解，一边认真欣赏每一件文物。
“找到了，找到了！”在五场文化专场活动中，姜欢最喜欢听到孩子们找到“小兔子”时欢欣鼓舞的声音。这个兔子的形象，出现在沈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辽代白釉黑彩梅瓶上。据了解，每场活动大约有30组家庭，孩子们找到兔子后，会非常激动地告诉社教老师，其余孩子也会一起围过来仔细欣赏，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求知欲，讲解员也会借机将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细细讲给孩子们听。“策划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在春节前搭建亲子互动平台，让沈阳博物馆能够成为青少年群体的研学阵地。”姜欢说，这个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很多家长认为在兔年春节前举办活动很有意义。
创新活动形式，让文物活起来
白釉黑彩梅瓶出土于沈阳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4号墓，造型古朴。瓶身通体施白釉，以黑彩绘有包括兔子在内的五只动物，并按照真实比例分布。其中，鹿、羊和两只狗体积较大，均匀绘在梅瓶的四个面，两只狗的位置相对，中间以鹿和羊相隔，在瓶身上形成了狗追鹿、狗追羊的场景。
活动中寻找的小兔子，位于梅花鹿下方。梅瓶上的兔子形象灵动，四条腿壮硕有力，好像正要跃起，后方还绘有草叶纹的图案。兔子与其余四只动物以同一方向奔跑的姿态呈现，整个绘画手法写实而生动。
这件白釉黑彩梅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沈阳厚重历史与多元文化的重要代表器物之一。“在兔年春节到来之际，我们以这只小兔子为活动策划的灵感，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与千年前的文物相结合，守正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姜欢说。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刘海搏
(《沈阳日报》 2023年01月19日 12版)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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