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百态中诠释基层治理——《县委大院》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打开方式”******
光明日报记者 牛梦笛 光明日报通讯员 孙小雪
近日，温暖现实主义题材剧《县委大院》在央视一套首轮播出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该剧每集平均收视率1.944%。该剧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切入，让观众在一幕幕烟火日常和民生百态中领略县委大院生动的故事，不少观众直呼“追剧追出上班的感觉”，年轻观众组团探讨“考公的尽头”。
《县委大院》何以掀起如此热闹的追剧潮？该剧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展现基层干部和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群像故事，以潜移默化、共情共勉的方式传递上下一心的精神风貌，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打开方式”。
立足现实，多维度描绘基层群像
在《县委大院》生动的故事之下，是丰富立体的群像。从剧集“共建光明”版海报中可以窥见一隅：梅晓歌、艾鲜枝等领导现场指挥，基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添砖加瓦，一幅充满温暖现实主义的基层干群全景图就此定格。《县委大院》从不同性格特点的光明县干部群众出发，讲述了县乡一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日常，折射出新时代基层干部为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的美好愿景，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
作为一部群像戏，《县委大院》细腻地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性格，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是多维度、立体化的。《县委大院》的编剧王小枪为积累创作素材，挂职担任副县长六个月，这段切身经历为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审慎坚定的梅晓歌，雷厉风行的艾鲜枝，淳朴真诚的林志为……众多栩栩如生的角色让观众印象深刻：干练的梅晓歌因财政紧张，会“腆着脸面”向其他县借钱；行事一板一眼的吕青山被钉子户引到现场，也会开始好言相商；开发商郑总听说居民拆迁变卦，被训之后强颜欢笑撇清关系。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普通人的真实一面：有进退两难时候的迷茫，也有焦头烂额的疲惫，因此造就了每个角色鲜活生动、充满记忆点的性格特点，一幅鲜活的基层群像便就此展开。
王小枪表示，这部剧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虚构人物背后的温度和质感都是真实的。“现实题材作品，细节的真实感是第一道关”。《县委大院》通过平凡人的视角，让观众看见光明县“真实”的行政生态圈，从而得以窥见大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
聚焦一线，以小见大彰显基层治理价值
用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细小的工作事件逐渐剖析出县委大院的各个层面：工厂生产环境考察、老城区的拆迁与重建，以及群众的突然上访，县委大院中的工作实则是一系列关乎光明县生存发展的大事，对应着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破局点。比如，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梅晓歌“明察暗访”后让羊汤店老板帮忙发起座谈会，面对面接受商家老板吐槽和抱怨。问题浮出水面，困难逐一解决。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剧情将一个个散点编织成线、成网，可视可感的基层治理图鉴一点点铺就出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主创注目于基层，基层遇到的涉及社会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的环节，基层干部的作风与作为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当下的基层工作有一定的示范和启发效应。”《县委大院》对不同层级干部的执政理念、工作作风描绘得细腻真实。特别是在推进拆迁、环保、医改等重点工作中，更是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党员群众的价值观和企业老板的利益观刻画得入木三分。《县委大院》里，基层干部一边担起省市拟定的发展任务，一边着手基层治理的棘手难题，而这些困境也正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的浓缩，透过《县委大院》整个剧情的故事脉络，观众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各个系统的一个个缩影。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虽然一部电视剧难以概括完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所有现实困境，但由此带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未竟之问却值得深思。借由这部电视剧，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县域，拓展和深化了普通人对县域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县委大院》“以小见大”，对县域治理结构、县域基层生态进行呈现，带领广大观众走近了这看似遥远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基层话题。《县委大院》真正做到了扎根现实，融合生活化场景和细节，赋予角色烟火气，以光明县辐射基层百态，这种从“个体”到“时代”的格局层次，也让该剧成为现实题材中颇具代表性的力作。
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全民关注引热议
虽然《县委大院》是以光明县作为“基础坐标”，但许多观众觉得，“剧情好像能‘辐射’到自己的生活”。基层工作桩桩件件，怎么呈现才能真实且生动，让观众有代入感？《县委大院》给出了答案：通过渲染最易共情的情感，把看似零散却悉数归于基层治理中的典型难题拍“活”。
在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层层推进的基层治理日常之外，真实生动的人情往来是《县委大院》的一大看点。正如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友军所言：“县委大院生动塑造了致力于乡村绿色发展、为民生奔忙的基层干部形象，主创没有将他们视为图解政策的符号，而是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如迁坟事件不被理解，作为干部的郝东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得到奶奶的理解。剧中描绘的这些人际交往的故事，无不是基层干部间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互相支持、彼此成就的印证，也因此打动观众。
《县委大院》将目光聚焦在光明县的基层工作，真正折射出基层治理的多样内涵：一个多方人员沟通的场域，一个家庭式的集体和一群有人情味的基层干部。观众体验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故事情节发展就是什么样，如此一来，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更有代入感，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状态。
“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这是剧集开篇的一句台词，更是国家对“县委大院”的具体要求。如今，《县委大院》首轮收官，但该剧的价值释放并没有就此止步。其中，将镜头聚焦真实个体描绘基层群像，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值得借鉴，为今后现实题材作品带来更多思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9版）
影片《原野》追忆——记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故事片******
金兆龙
影片《原野》中的主要演员。1981年，中国新闻社创办的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完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时光流水，此事已过去了31年，现将当时摄制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有关情况追忆如下。
中新社电影业务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仅限于拍摄一些介绍中国大陆的风光纪录片、地方戏曲片以及侨乡面貌的影片供旅居海外的广大侨胞观看。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为广大侨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回到祖国探亲观光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为此，中新社的电影业务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中新社主管电影部工作的吴江副社长十分关心电影部的改革和发展，根据廖承志同志关于侨务外宣工作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设想。吴江副社长找来当时电影部的导演凌子，共商电影故事片的拍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将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话剧《原野》搬上银幕。影片《原野》由中新社电影部凌子导演，并请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摄影师罗德安担任摄影。影片的其他摄制人员从北京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暂借。电影部由我和伊铁士，吴青青，付铮等人分别参加了该部影片的导演组和摄影组工作。
1980年的初夏，我们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黑龙江五常县一个偏僻的林区小镇——山河屯。外景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部影片中有许多场戏需要在成片的桦树林中拍摄，我们摄制组在那里得到了山河屯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摄制组在林区拍摄期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在夏季，林区有一种蚊子，俗称小咬，这种蚊子叮起人来十分厉害，就连上厕所也会向你发起进攻，当时摄制组许多人都被叮得全身红肿。每天清早大家带上一些干粮一拍就是一天，即使有时送饭也十分简单。辛苦一天工作下来，浇上一桶黄黄的井水就算洗了一个澡，马上又投入到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毫无怨言，因为拍摄出一部好的影片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摄制组的到来，为山河屯这个小镇增添了许多欢乐。每次拍摄时，总吸引着周围众多的居民前来观看，因此维持拍摄现场秩序成了一大难题。记得在拍摄娶亲这场戏时，需要一些群众演员，消息一传出，就招来了大批的应征者，这些从未上过镜头的群众演员，在表演上是那样的朴实、自然。一次，剧中需要找一个演侦缉队长的群众演员，找了半天，找到了中新社在剧组担任会计的韩海滨，通过拍摄这组镜头，他居然还找到演戏的感觉，并迷恋上了演员的工作。
东北的冬季是严寒的。进入11月份，漫天的大雪纷纷而至，外景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这种天气为拍摄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从驻地到外景地，为了运输众多的摄影器材和道具，必须在厚厚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再加上外景地积雪的清扫，使得制片部门的工作十分繁重。寒冷的天气也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演员为了戏中的需要，在零下十几度气温仍要穿着单衣拍摄。特别是扮演白傻子的演员两只胳膊还要裸露在外，冻得他满身起了鸡皮疙瘩，有时不得不喝上几口白酒来御寒。对于外行人来说，人们都觉得当演员好风光，但演员为艺术吃苦的精神却鲜为人知。
东北冬季的寒冷和缤纷的大雪使得我们摄制组不得不挥师南下，来到湖南长沙。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下，在摄影棚里完成了剩余镜头的拍摄工作。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我们剧组多次登门拜访《原野》的原作者、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征求他对电影剧本和拍摄的意见。曹禺先生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原野》搬上银幕十分关注，并就影片的艺术创作不时地与导演和演员交换看法。影片双片(送审片)完成后，他不但认真地观看了全片，还十分仔细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影片《原野》摄制完成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争着先睹为快。由于没有公开放映，只是在内部试映，所以总是难以满足众多观众的要求。随着影片《原野》在社会上影响日益扩大，这部影片的风波也是一起接着一起。其中议论最多的就是谣传《原野》有两个版本。此事甚至引起政界高层的关注，并调看了此片。作为该片的剪辑之一，我对此事最有发言权，因为每拍摄一批镜头，冲印出来后，都要经过我进行分场编号和初剪，在我的视野中从未见过社会上谣传的镜头，我想这些谣传可能就是因为影片中有场男女主角所谓的“床上戏”引起的。其实这场戏导演处理得很含蓄，比起现在一些影视片在表现这类戏时，要文明得多，也严肃得多。
影片《原野》得到了廖承志同志亲切的关怀和支持，1981年10月，影片《原野》即将在香港上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亲切接见了即将赴香港参加首映式活动的影片导演凌子，男女主角杨在葆、刘晓庆以及兼任南海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吴江副社长。在接见中，廖公勉励他们要多和港澳文化界人士发展友谊，进行艺术交流。廖公还对他们说，《原野》一片将会受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欢迎，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拍出更多的好影片。
影片《原野》在香港上映期间，受到了香港同胞的热烈欢迎，香港的媒体好评如潮。《华侨日报》载文称“《原野》叫好又叫座”。《新晚报》评论说“《原野》是一部非常严肃、文学性很强的影片”。《大公报》和《明报》都刊出影评，赞扬男女主角演技高超。《南北极》杂志发表专文称，“《原野》是文革以来最出色的中国电影”。
影片《原野》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应意大利电影艺术协会的邀请，导演凌子携片前往意大利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最受推荐影片”奖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原野》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7年2月才获准在国内公映，但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在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该片荣获最佳故事片奖。
时值31年后的今天，回忆起中新社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影片《原野》第一次将中国新闻社南海影业公司推向社会，亮相于中国电影界。随后南海影业公司又推出了《精变》、《春桃》、《老店》和《北京故事》等一批杰出电影作品，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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