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中新时评：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今年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后，明年中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需要强劲引擎。

　　世界经济拉响衰退警报，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是否仍在？从多个维度观察，均可得出肯定答案。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且发力更加聚焦。

　　年底举行的多场论坛、会议上，中国的官员、学者、企业家们热烈讨论着同一个问题：明年经济如何回归稳健增长轨道。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各方普遍意识到，2023年是中国经济弥补疫情冲击损失的重要窗口。

　　这个方向也为中国决策层所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进行细致部署，提出“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的方法论，无不折射出对稳住经济大盘的关切。

　　当心往一处想，劲就能往一处使。降准释放长期资金、房地产金融政策利好频传、扩大内需战略顶层设计出炉，今年末中国各领域叠加发力的政策效应明年将持续显现。根据实际需要，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也会陆续有来。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积极促进中国经济运行好转。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且活力将加速释放。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变化，中国从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作出防疫转段决策。优化防疫二十条、新十条落地，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政策因应形势变化持续优化调整，为经济恢复创造了重要条件。

　　12月26日，2022年最后一个周一，北京地铁公司所辖运营线路日客运量时隔一个多月重返450万人次以上。在全国范围内，武汉、重庆等地地铁客流也明显恢复。尽管通勤早晚高峰还不似以往忙碌，但地铁客流逐步攀升，是生活回归正轨、城市恢复活力的有力注脚。

　　疫情仍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专家估计，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料将产生类似“J曲线效应”，即短期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扰动，但全年是重大利好。随着相关政策落实，中国的人流、物流将更加顺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都有望加快恢复，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其潜力会持续兑现。

　　眼下，中国正布局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找准二者结合点，即是为经济增长挖潜的过程。

　　例如，中国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新领域新赛道投入。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典型成功案例。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背后正是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的“加持”。

　　令人期待的是，中国发展轨道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可以大做文章。创造有利体制机制环境，施以适当政策引导，潜藏的动力就会兑现为新增长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些有利因素的累积，正让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清晰明确。据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而中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

　　当然，经济好转不会是“天上掉馅饼”，各方必须为之付出艰苦努力。但可以确定的是，近几年疫情短期扰动，并未削弱中国经济长久动力，更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对此，人们应当充满信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