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朝中有人”，诱骗干部沉沦！剪除基层官场骗子滋生苗头******

　　身份五花八门，自称“朝中有人”，诱骗干部沉沦……半月谈记者梳理并调研近年来查处的部分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发现，一些官场骗子打着所谓的“上级领导”旗号，骗取党性差的干部信任，在围猎党员干部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专家呼吁，有针对性打好预防针，维护来之不易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官场骗子身份各不相同，年龄差异较大，多为体制外人员。如2019年被公诉的政治掮客苏洪波曾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长；诈骗山东省原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的是一名道士；在2021年落马的江西建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才柬一案中，骗子团伙里有按摩店老板、老中医等。

　　办案人员介绍，官场骗子通常借助老乡会、战友会、领导活动等场所，专门结交领导干部，以拓展人脉。他们时刻关注人事动向，问题官员落马后，有的官场骗子便通过掮客，或自己充当掮客，主动联系问题官员及其亲属，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从作案手法上看，官场骗子普遍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在云南行骗的何清帆仅读过3年农校，却自称“父亲是中央领导，父亲娶了后妈后自己跑到云南做生意”。何清帆打造出高深莫测的人设，经常去北京拍一些以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照片发在朋友圈，让人误以为她有门路。

　　何清帆认识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后，在两年多时间里以“谈恋爱”的名义，从涂力军手中承揽2.1亿元项目。2019年，涂力军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接受组织审查，何清帆也因涉嫌共同职务犯罪和行贿被昆明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2021年9月，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原县委书记袁守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当袁守旺预感自己在被组织调查时，与之相识的商人贺某找上了门。他刻意在袁守旺面前“给大领导打电话”，展示其背景深厚。贺某资金紧张，想从袁守旺处拿一笔钱解燃眉之急，便表示可以到北京帮袁守旺找关系、跑门路。

　　袁守旺通过他人转给贺某200万元活动经费。2021年清明节期间，贺某来到吉水，袁守旺问贺某“找关系”的进展，贺某以谎言搪塞。结果没过几天，袁守旺就被留置。

　　有关学者认为，官场骗子一直有，且在干部换届、重大会议等特殊时段异常活跃。这些官场骗子积极游走于政商之间，牵线搭桥，散布所谓“内幕消息”，获取一些心怀不轨官员的信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官场骗子之所以能够精心布局、撒网围猎党员干部，依赖的就是人事变动信息带来的人心浮动。事实上，此前一些干部正是在谋求换届升迁时被套牢的。据山东省纪委监委相关办案人员介绍，单增德派人专门去泰山找道士求签。有道士听出来意，介绍所谓北京的“大领导”，后来单增德前后送了上百万元现金给道士推荐的人，希望能在换届时如愿以偿，最后无果。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表示，当前仍不排除有少数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他们面对个人发展机会时容易迷失自我，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官场骗子的身上。

　　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原主任郭亚丁说，少数官员仍存在“人比规则好用”“办事要找人”“靠人际关系去解决问题”的扭曲权力观，官场骗子则充当腐败链条上的掮客，助长腐败滋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一德表示，部分官员想通过牵线、走捷径达到“速成”的目的，希望官场骗子能给他开绿灯、找通道，实际只会越陷越深。

　　“官场骗子违法犯罪手段隐秘、模糊、微妙，通过领导干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常龙说，由于违法官员与官场骗子之间的交易摆不到台面上，有些官员即便最终发现上当受骗也不敢报案，只能破财免灾，自认倒霉。这又无形中助推官场骗子继续实施新的欺骗行为。

　　让官场骗子无处可藏

　　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任用选拔体制的科学性、公正性、公开性不断提升，一大批厚道正派、勤勉敬业、专业精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程序走向领导岗位，干部任用选拔制度呈现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不让老实人吃亏”“能者上，庸者下”等理念深入人心。

　　郭亚丁认为，下一步还需继续完善干部升迁的制度设计，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干部的监督，同时扩宽信访举报途径，让官场骗子无处可藏。

　　马一德表示，要对官场骗子的典型案例作深度剖析，可以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在宪法宣誓就职前的常规性教育，并融入党史和党课教育中去，培养党员干部的敬畏之心、防范之心。同时，向社会公布官场骗子典型案例，让全社会知道“特异功能、算卦、攀附、自称领导亲戚”等行为是官场骗子常用的伎俩。

　　以持之以恒的作风建设为全党“拧紧螺丝”，“不信组织信骗子”的畸形思想才能得到完全遏制。“继续在思想根子上巩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领导干部在权力运行和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再寄托到官场骗子身上。”宋伟说。

　　胡常龙表示，要教育、引导、培养全体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思想境界做好工作。

　　（半月谈 记者：王井怀 杨文 字强 吴帅帅 吴文诩 赖星）

广东云浮：“政企村共建”做强村集体经济******

　　在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生态养殖小区内，一栋栋鸡舍整齐排列，鸡舍内部自动喂料、送水等现代化设备正在高效运转。“这里的环境干净又卫生，我在这里工作3个月了，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加上土地租金，收入没有受疫情影响反而增加了。”在富林镇养殖小区务工的村民李伙带告诉记者。

　　富林镇养殖小区是云浮市2022年兴建的17个“政企村共建”生态养殖小区之一，于2022年7月底实现投产，年出栏肉鸡288万羽，带动44个行政村年平均增加经营性纯收入6.3万元。

　　2022年以来，云浮市委、市政府为解决行政村村集体经济不平衡短板，在全市发起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攻坚行动，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推动、村村参与，通过政策撬动、产业驱动、政企村联动，构建“政企村共建”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新模式，不断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

　　2022年10月中旬，新兴县新城镇大稳养殖小区、水台镇布茅养殖小区迎来首批共8.3万羽肉鸡出栏上市，并且在全市率先获得收益回报；11月中旬，全市首个回购成功的养殖小区——郁南县平台镇古龙塘养殖小区迎来首批5.1万羽肉鸡出栏上市。

　　目前，云浮市已统筹驻镇帮镇扶村资金、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等系列资金，共投资7.73亿元推动17个“政企村共建”养殖小区项目落地建设。

　　据了解，在“政企村共建”发展模式下，平台公司每年按不少于总投资金额10%的比例获取固定收益，固定收益在扣除银行本息及固定资产折旧后，形成纯收入作为分红，由此平台公司每年可稳定获得占总投资额5%左右的纯收益。这样，15年的纯收益将达到6亿元左右，每年可为行政村村集体增加经营性收入达4000万元。

　　“平台公司与农业龙头企业协定，合作期满后养殖小区的资产和土地租赁期内的经营权等相关权益仍归平台公司所有继续经营。15年后，下‘蛋’的‘老母鸡’仍然归平台公司所有。”云浮市委书记卢荣春说，“政府主要是起到牵头搭台的作用，负责协调资金、用地以及建设或收购养殖小区，企业可马上养殖开展经营生产。”云浮市5个县（市、区）均已组建了国有投资平台公司作为项目投资和收益分配主体。

　　截至2022年底，全市已有70%以上的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突破10万元。据测算，2023年起，云浮市所有行政村每年每村集体经济经营性年纯收入超过15万元。（本报记者 张建军）